苹果品牌影响力下滑 迪士尼取代苹果成为“美国人最亲密品牌”

网名如果能够辨认为某个具体的个人，即与真实的个人联系在一起，具有可识别性，则和笔名、别名等一样可受到姓名权的保护（参见彭姣时、韩桂琼 《侵害网络姓名权一案昨开庭审理 未当庭宣判》一文，载 《广州日报》2007年10月26日。

本文选择中国宪法中关于国家建构中四个关键性问题，着重探讨中国不成文宪法的四个主要渊源，即成文宪章、宪法惯例、宪法学说及宪法性法律，并呼吁宪法学应当从中国现实的宪政生活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宪政原理和制度。虽然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国家政治权利最高层需要通过三位一体制度保持稳定，然而权利过度集中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影响稳定的因素。

目前中国的宪政划分与权利分配可能是稳定的。虽然这些学派所关注的焦点不同，强世功认为它们都局限于过分依赖文本的教条形式主义，并忽略了"不成文宪法"在中国的重要角色 (Jiang 16)。第四，即两个积极性原则在中国宪政框架下有普遍的适用性。强世功进一步指出源于1950年代的两个积极性宪政学说虽然在1982年宪法修订过程中被部分吸收到成文宪法中，但是宪政学说的成文化并不意味着宪政原则的石化。至少从正规的形式上来讲，强教授把中国放在成文宪法的阵营中。

虽然中国的成文宪法赋予了地方政府相当广泛的自治权，中国的实际政治秩序仍然可视为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群众路线即是党的政治路线，党的政治路线即是中国的宪法原则，而国家机构则是宪法原则的实质体现。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其核心在于调整司法职权配置，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促进司法独立。

在有些国家，这还成为一种宪法制度，如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规定：其权利受到公共权力侵犯的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法院对侵犯进行审查。换言之，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与非职务犯罪行为都属于犯罪，本质上都侵犯了人民权利和国家管理秩序。甚至在案件被办成铁案的情况下，连疑罪都不存在。在上述两案中，不但两位犯罪嫌疑人自己多次声称曾遭受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他们的家人和证人也受到同样对待：佘祥林的哥哥和母亲因对证据问题提出质疑而分别被关押41天和9个多月，天门市3位农民因提出可能证明佘祥林无罪的证据而被以作伪证名义关押多日。

在政法系统中，曾长期存在着大公安，小法院，可有可无检察院的局面。在1958年6月23日至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这些做法被作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

不论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人民，如有违法之事，均应受检察机关的检举。可以发现，立法者将刑事司法程序不同阶段的支配权分配给公、检、法三机关，希望它们在完成各自工作的基础上密切配合，以实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同时通过一定的制约机制，尽量避免出现错漏。[37] 前引﹝10﹞，孙谦主编书，第284页。于文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负责各部门的互通声气，互相帮助的工作。[40] 王桂五：《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由来》，载《王桂五论检察》，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429页。互相制约是三机关相互关系的核心价值要求。第二，检察院与法院的关系：（1）法院对检察院起诉的案件，如果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可以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

[31]由于司法改革负作用的不断显现，到1957年，法律界人士对司法改革的结果开始提出批评，引起了颇为强烈的反响。再次，按照历史解释的方法，在立法背景上，在宪法第135条颁布之前，我国历次宪法修改中都没有涉及三机关的分工、配合、制约关系，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法中也没有类似条款，[54]更没有对法院、检察院与公安机关（或者警察机关）关系的规定。

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其次，该分句具有判断标准功能，即以是否做到了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作为判断三机关关系合宪与否的形式标准。

2005年4月1日，佘祥林出狱，此时他已被羁押3995天。文革期间，整个国家法律秩序限于瘫痪，军队接管了包括政法工作在内的若干重要工作。随后，李六如口述、王桂五记录，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从国家制度和实际工作两方面说明设置检察机关的必要性。参见王松苗、王丽丽：《六问六答：检察史上的名人名事》，《检察日报》2009年7月13日。公安机关维持社会秩序，它特别注意同反革命作斗争。吴观雄：《侦控体制与侦审关系改进疏议——兼对公检法之间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关系的检讨》，《犯罪研究》2002年第6期。

检察官的根本任务，应为杜绝此等流弊并在警察行动时赋予其法的基础，如此一来，这一新的创制（指检察官）才能在人民眼中获得最好的支持。这导致的情形是，只要检察院坚决起诉，那么法院除了作出有罪判决，几无选择。

前者是在日常行政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以各种行政法为主要法律依据，服务于治安管理职能。在工作程序上，侦查服从于起诉、起诉服从于审判。

判刑或不判刑是法院的职权。[48]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建设党的角色转变后，[52]在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强化三机关之间的有效制约，从而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功能，应当成为历史和现实的必然。如对于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公安机关可以自主决定采取劳动教养措施，剥夺其人身自由一至三年，并可决定延长一年。这一关系虽然没有宪法和法律上的规定，但却是实践中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和规则。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我们人民司法工作的锋芒，是通过各种审判活动，配合公安和检察工作，镇压危害国家安全和破坏经济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间谍、特务分子，打击不法资本家和贪污盗窃分子。

1950年，政务院在《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定期听取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在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帮助及和有关部门工作的密切配合之下，应组织力量，加速案件审理的期限，坚决革除国民党法院所遗留的形式主义和因循拖延的作风。[41]苏联检察机关具有两种监督职能，即一般监督+法律监督，既监督全社会，如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中遵守法律的情况，也监督包括法院和警察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实施法律的情况，因而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

根据宪法的规定，案件的判断权专属于审判机关，只有法院才能对定罪量刑进行判断，只有法院才能认定被告人是否能够判处死刑。[11]对于巩固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来说，这种工作关系提高了打击敌人的效率，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

[75] 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以下。再次，从平等原则上说，以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为标准，将案件侦查权分别交由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并不符合平等的逻辑。

[37]1954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批准上述报告，并转发县以上各级党委。[18]1958年大跃进期间，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制约机制再次被抛弃，实行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长代行三长的职权）、一员顶三员（公安局预审员、检察院检察员、法院审判员一员代行三员的职权）的做法。（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在实践中的异化立法者的良好愿望并未能在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28]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一个长期的传统和特色。

[48]如果这一设想成为宪法条文，那么三机关关系将呈现另一种格局。政法委具有支持和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研究、指导政法队伍建设和政法各部门领导班子建设等职能，政法委对三机关的领导职能应当定位于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即对政治意识、政治路线、党的政策的理解、执行方面的领导，而不能直接干预三机关具体的案件侦查、起诉和审判等业务工作。

[17] 参见前引﹝10﹞，孙谦主编书，第169页。同时通过工矿企业中的责任事故案件的处理，加强对职工群众的守法教育。

[21]法院的审判职能由公安机关的军管会下属的审判组代为履行，实际上使法院沦为公安机关的附庸，检察机关更是直接被宣布撤销。[5]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后，紧接着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三机关又重点打击了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的行为，巩固了新政权的经济基础。